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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 | 段昌群:生物多样性大会为何选址昆明?

发表时间:3天前 作者:菲华论坛 更多文章

  (东西问)段昌群:生物多样性大会为何选址昆明?

  中新社昆明10月12日电 题:生物多样性大会为何选址昆明?

  中新社记者 胡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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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划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蓝图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下称“COP15”)正在云南昆明召开。此次大会为何选址昆明?中国可以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哪些智慧?九三学社中央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云南大学生态学与环境学院创院院长段昌群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当前,日益陷入窘境的生态环境,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段昌群指出,生物多样性为未来人类存续发展和跨星球转移带来可能。人类唯有从自负、自私的地球征服者、掠夺者,转变为对地球生命共同体负责任的文明物种,才能给自己的未来赢得机会和更多选项。中华文明历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对中国自己和全球命运思索中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将给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赋予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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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10月12日,云南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会场外,喷泉开启迎接与会嘉宾。 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此次在昆明召开的COP15,为何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段昌群:经过30余年的思索和探究,国际社会已形成共识——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国际社会也意识到,长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单一力量可以完成的,亟待促进双边、多边的国际与区域合作。

  事实上,《生物多样性公约》早在1992年就已通过,此后多届缔约方大会制定了一系列行动计划,但实施成效总体不佳。如2010年订下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无一项完全实现,仅六项部分达成,部分子目标甚至更加恶化。

  今年9月4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更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了全球138374个物种受到威胁的风险。其中38543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占比达28%。“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悄然来袭。

  在此背景下,将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确定“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新目标”的COP15,意义重大。同时,此次大会的东道国中国,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更是全球少有的较好完成“爱知目标”的国家。截至目前,中国已有“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增加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3项目标进展超越了“爱知目标”,另有13项目标基本实现,4项目标取得阶段性进展,总体情况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经验,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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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10月12日,云南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与会嘉宾参观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图为嘉宾观看展出的组培中药苗。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中新社记者:从“爱知目标”来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绩单是“不及格”的。这背后有何深层次原因?

  段昌群:这一方面折射人类对地球环境影响的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缺乏深度认识,低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一方面也表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近200多年来,人类活动已对整个地球产生深刻影响:全球气候变化与大气质量恶化,水资源可再生性维持条件丧失,水污染、固体废物与土壤污染加重,生物多样性的威胁性显著增加……这让人类的生存都面临挑战。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地质学新纪元——“人类世”,认为人类已成为地球主导的地质学因素,现状不容乐观。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转向“弱人类中心主义”,即在承认人的利益的同时又肯定自然存在物有内在价值。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也越来越被重视。事实上,“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个概念,还是环境建设的重要指向、恢复生态系统的重要力量,更为人类未来续存、乃至跨星球转移带来可能。

  毫不夸张地讲,人类要解决人口、能源、资源、环境、生态、健康问题,唯一无损害、无污染、可持续的路径就是生物性、生态性的手段。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要驱动力正由信息技术(IT)向生物技术(BT)乃至生态技术(ET)转变。可以预见,未来全球经济的大走向将是生物经济。人类将迎来一个基因决定一个产业,一个物种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时刻。没有哪一个物种应被轻视,哪怕是沙漠中不起眼的小草、微生物,都可能为人类未来发展乃至跨星球生存带来新选项。

  当前,从全球范围来看,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为发展中国家,但它们的保护能力和条件较为欠缺,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反。保护对象和保护能力存在分离,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悖论。这需要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形成共同的意志,转化为共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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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展出的COP15种子墙。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中新社记者:有学者提出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弱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东方转向”,您怎么看?

  段昌群:“人类中心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嚣尘上。但实际上,地球不仅是为了人类,更是为了万物而存在。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和地球生命系统的影响,很多力量反作用到人身上。于是,人们开始反思不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弱人类中心主义”。

  不过,“弱人类中心主义”本质还是以人类为中心。现在也有学者提出“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必须要全面服从自然界的需求和诉求。我个人认为,人类既然已成为这个星球重要的主宰力量,简单地要求回归原始是不现实的,需要探寻新路径。

  无疑,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华文明是颇具智慧的。但也需看到,东方智慧是复杂多元的。比如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把自然放在更中心的位置;儒家更强调以自身的修炼来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侧重以人为主体。新时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共同体”的理念,并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保护地球生命共同体,既强调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统筹治理,也强调对全球命运、利益与责任的共同担当,这把人的需求和自然的需求融合贯通在一起,更适宜破解当前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将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同行动。

  中新社记者:两个“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实践,将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哪些新可能?

  段昌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有着中国本土和世界两个维度:一方面是中国解决自身发展所需,一方面也是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呼唤。

  经过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含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统筹治理”的系统观、“最严格制度与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观、“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的唯物实践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的全球生态观等一系列丰富的内涵。它们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以这一思想为遵循,中国已全面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效,并在保护机制上形成突破。如建立“三区三线”管控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协同发展模式等;出台《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专门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持续加大对破坏及危害生物多样性等违法活动的监督检查力度等。

  目前,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涵盖了约占国土面积18%的各类自然保护地,90%的陆生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过去十年,中国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7000万公顷,居全球首位;已建立250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促进了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的恢复与增长……

  此外,中国认真履行各类生态环境保护公约,牵头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多边合作机制,已与43个国家的150余家合作伙伴开展多边合作。

  综上所述,无论是两个“共同体”的思维框架,还是“政府引导、企业担当、公众参与”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模式,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化、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和生态效益评估等举措,都可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中新社记者:中国贡献的最佳切入点在哪里?

  段昌群:此次COP15选址云南,释放了一些信号。云南的国土面积仅占中国的4.1%,但生态系统类型、生物多样性水平等均居全国前列。这里不仅是“动植物王国”,也是古生物的避难所、新生物种的诞生地、各方生物的汇集处,堪称“生命的诺亚方舟”,颇具世界意义。

  其次,云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如在全国率先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率先开展极小种群及物种拯救保护和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率先探索国家公园新型保护模式等,这极具全球价值。

  再者,云南也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敏感的地区,并维护着中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多个国家的生态健康,溢出效应突出。可以说,云南是中国维护世界生态健康、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区域,也将是中国生态外交的关键地带。(完)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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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昌群,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生态学科评议组成员。云南大学生态学与环境学院首创院长、特聘教授。

   长期从事污染与恢复生态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重大重点研究项目30多项,发表论文300多篇,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专著和大学教材12部,取得经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8项,获得国家和省部级成果16项,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侨界突出贡献人才。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副主委,云南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云南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生态学科带头人,云南高原山地生态与退化环境修复重点实验室主任,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智库(中国核心智库)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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