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再往前一些：上周末，在一次突击检查中，菲律宾布拉干警察发现超过3000名游客前往布拉干省Norzagaray的Minalungao国家公园进行周末郊游，他们在河里畅游、聊天，没有人遵守基本的社交安全守则，当地警察不得不将大批游客遣返回家。

据菲媒报道，村官还收取每人P20的入场费，村官！这样的官员，完全没把疫情防控放在眼里！3000人，每人20P净收6万P！

以上聚众事件都发生在5月，虽然从近期卫生部通报的表面数据上看，菲律宾的疫情正在放缓，但仅仅一个5月就爆出多起聚众事件，加之政府追踪隔离不力，按照新冠的潜伏周期来看，6月恐怕会迎来一波疫情的小反弹。

真不知道这些民众是怎么想的，难道生命安全比不上一时清凉来得重要？

也许是感到类似事件屡禁不绝，总统杜特地周三下令，如果未能阻止所在地区的大规模集会，当地Barangay负责人（相当于居委会主任）将成为第一批被逮捕的人。

“我命令警察逮捕负责人，把他带到警察局来。调查他玩忽职守，没有执行法律。”杜特地补充说，“警察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要害怕，如果逮捕遭到抵抗，你可以使用合理的武力。”

沉疴必下猛药！笔者记得，明明疫情一开始，菲律宾给外国留下硬核抗疫的印象，还记得抬棺警示民众做好防护的操作吗？

结果因为雷声大雨点小，惩罚成本低，没被当回事，所以聚众事件才不断涌现。给广大民众生命带来威胁的活动组织者们，是该将他们送进监狱了！

“如果你感染了新冠肺炎，并把它传染给无辜的人，那就是犯罪。我在寻找逮捕你的合适法律。你们知道聚集在一起或靠得这么近的危险，但你们却依然在这里跳舞开派对。”

总统此前下令逮捕那些在公共场合不正确佩戴口罩的人，但司法部和内政部仍在制定指导方针的过程中。也就是说，真正的惩治措施还在酝酿中，难怪民众如此有恃无恐。

自从国都区实施一般社区隔离（GCQ）以来，5月15日至5月26日之间，内政部已经录得4万多起违反卫生规定的事件。

在接受采访时，内政部长亚纽说，“在国都区，我们抓到了2万多名没有戴口罩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加强防治措施，因为这是传播的源头。”

与此同时，违反宵禁事件达26,382起。

亚纽说，执法者、政府官员和其他组织必须共同努力来引导公众。

他说：“我们有顽固的同胞，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当局不断提醒他们，他们就会遵守。但如果他们看到官员们不在乎，他们就会继续。”

部长的这段话令笔者想到国内武汉疫情爆发时，多名官员因为玩忽职守瞒报疫情被撤职、被处分，更换了一批官员才将局面很快被扭转过来。在强大的问责机制下，官员不得不小心谨慎以身作则。然而，这也仅限于中国特色。

有人曾做过统计，除了中国，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国家因为疫情爆发处分了哪怕最低级的一名官员。

引用那篇热文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官员问责制度，都是建立在规章制度上，规矩上会写清楚当政府官员碰到什么情况时应该做哪些工作，履行什么职责，只要你按照规矩把这些事做了，那你就没责任，后面天塌下来你都没责任，因为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本质工作，对得起自己的那份薪水了。

所以，在这轮新冠疫情的爆发中，哪怕确诊人数已经破亿，国外的官员也无人担责，因为他们都已经按照规矩的要求把自己的事给做了，所以你无权指责他们失职。

在中国，当然也有这样的规章制度，在正常情况下，只要你履行了自己的本质工作，按规矩把事办完了，那后面出现什么问题你都不需要操心。

但是中国在这个规矩之上，还有一个规矩，就是一切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当引发了人民群众的众怒时，当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认为某政府官员失职时，不管按照正常的法律法规他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本职义务，这位官员都会被判失职，必须背责任。”

所以这也从某种层面解释了为何其他国家控制疫情那么难，那么慢。

关于这个观点，你怎么看？